近代书法大家杨守敬在他的《学书迩言》中，曾经在梁同书提出的“学书三要”——“天分第一，多见次之，多写又次之”的基础上补充了“二要”：“一要品高，品高则下笔妍雅，不落尘俗；一要学富，胸罗万有，书卷之气，自然溢于行间。古之大家，莫不备此，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。”

杨守敬的这几句话可谓道尽了书法的真谛。书法，是一个人功力、学养、见识、才情的自然流露，而不是单纯的书写技巧的再现。茹欲立的这件行楷书札（见右图）就足以证明这一点。

书札不同于对联、条幅、中堂等书法形式的创作。由于是私人间的往来信件，故而书写起来比较自然和随意。它所表现的，往往不是书家的笔力和气魄，而是学养和性情，在很大程度上，也表现了书家的品格和当时的心绪。茹欲立儘管不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，但从这件书札的字里行间，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忧国忧民、以民族大义为重的人。在他写这件书札的时候，强敌进逼，国家遭难，南京旦夕不保，而作者已年过半百，手无寸铁，忧心如焚，惟以教育子女刻苦自励以尽国民之责：“汝辈年既幼弱，未能效力国家，实亦无法。然当求学自立，谋储后日之能力，以备其时之至。若此时不知勉奋，将来终为无用之人，于国于家于己身，三者皆无益也。……吾虽老矣，犹思随国民之后，尽吾一己之责，不敢自外于人群也。但恨手无斧柯，不获尽吾所能耳。”忧愤悲凉之情，跃然纸上，至今读之仍令人心情难以平静。

这件书札下笔沉郁，笔力充盈，起笔处多是侧锋取势，不加雕琢，行笔则自然流畅，间有顿挫以增强线条的力感和质感，如其中的“国”、“敢”、“群”等，使作品在妍雅中不失刚劲之力，可谓深得“二王”神髓和北碑真谛。在结体上，文字多呈向右上方倾斜之势，增强了字的动感。在章法上，通篇作品行距大于字距，达到了既紧密呼应又疏朗可观的艺术效果，给人以沉雄、苍凉的美感。总之，非有高深学养和娴熟技巧者不能为之。

茹欲立（1883—1972），字卓亭，陕西三原人。早年就学于三原宏道大学堂，后赴日本留学，1905年入中国同盟会，1931年任南京政府审计部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、西北检察署副检察长等职。书法造诣颇高，曾遍临秦汉、魏晋、隋唐刻石及“二王”法书，在北碑上造诣颇深，尤得北魏墓誌劲健、温润之神韵。其楷书不拘一格，遵守法度而不墨守成规；行书作品亦自成一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