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三>

脊背上的花绣：九纹龙，花和尚，浪子等都有一身漂亮的花绣。这不是闲笔，而是为了塑造形象美。文身在古代是一种力和美的象征。它是对人体美的一种“艺术加工”。这种“艺术加工”有其古老的传统性和广泛的世界性。古代世界各民族都有文身的风俗习惯。《水浒传》中的文身描写，不但反映出宋代文身风俗的盛行，而且是一种刻画人物性格、发展故事情节的艺术手段。如阮小五胸前刺有“青郁郁一个豹子”。金圣叹提醒读者：小五胸前花绣“盖寓言胸中有一段垒块”。

黑旋风：

两军对峙，冲锋陷阵时，每每看到光着臂膀，手抡板斧，一马当先的黑旋风，便会血脉贲张，激奋不已。

黑旋风形象的美学价值在于一种天然美、纯洁美与缺陷美的和谐统一。

在人物塑造上，“完人”型的英雄常常不能生动可爱；相反，一些有缺陷型的英雄却使人喜欢。《七品芝麻官》中的唐知县，《徐九经升官记》中的徐九经，人物塑造上的成功的秘密即在此。如果换成海瑞式的人物，就不会引起观众那么大的兴趣。反面角色、丑角，容易写好、演好，可以肆意夸张，就是悬乎得离了谱，也没人认真，而正面角色就不同，所以叫做“画鬼容易画人难”。

《水浒传》用林冲、鲁智深等开头，接下去杨志、吴用、武松、花荣，联翩而出，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场景，给人以严肃庄重之感。没想到路转峰回，别开生面，半路杀出个李逵，文章愈出愈奇，一场场滑稽诙谐的喜剧，令人捧腹喷饭：真假李逵，夜闹东京，乔捉鬼，双献头，李逵负荆，乔坐衙，扯诏骂钦差等等，都令人绝倒。

浪子：

燕青是一个多才多艺之士，一个忠于主人的家臣型之士，一个安贫乐道之士，一个聪明机智之士，一个深谋远虑，不慕名利，激流勇退之士。燕青和李逵在元代杂剧里都是风流潇洒的文士。元代杂剧里的李逵是机智幽默的喜剧形象；《水浒传》仍然保留了他的喜剧作用，但是把他由机智型改为憨态型，而把机智移到燕青身上了。中国的士，歌颂世外桃源，歌颂山水、田园，有其相通之处。许贯忠关于“俺又有几分不合时宜处，每每见奸党专权，蒙蔽朝廷，因此无志进取”云云，都是洁身自好的士们的一种自慰之词。“不知其人视其友”。《水浒传》作者是很懂得映衬相借之法的。这一回既是燕青后来退隐的伏笔，又是宋、卢被害的点睛之笔。作者是把燕青作为宋江、卢俊义的对立面来写的。

豹子头：

仗义林冲最朴忠，驰名慷慨显英雄；身孤恰似浮萍梗，他年得志镇山东。

何心在《水浒研究》一书中说，一百回本和一二回本把这首七言诗改为五律一首，意思是一样，而平仄调和，比——五回本高明多了。

欧阳健在《水浒新议》一书中的看法与何心正相反。他认为是五律在前，简本为了节省篇幅把五律改成七绝，由四行变成两行。

何心和欧阳健，谁的意见对呢？这要分析一下这两首诗。五律为：仗义是林冲，为人最朴忠；江湖驰誉望，慷慨显英雄；身世悲浮梗，功名类转蓬；他年若得志，威镇泰山东；拿这首跟前面的那首七绝对照，可以明显看出，那首七绝是由这首五律压缩而成。

第一句“仗义林冲最朴忠”，是头两句的压缩，把第一句“仗义是林冲”的“是”字压缩掉，把第二句“为人最朴忠”中的“为人”两字压缩掉。第二句“驰名慷慨显英雄”是把第三句“江湖驰誉望”压缩为“驰名”二字，第四句不动。七绝的第三句是五律的第五句改造而成。第四句是取五律第七句中的“他年得志”四字，取第八句中的“镇山东”三字。

这样一分析，事情就很清楚了，不是五律把七绝改得文从字顺，平仄协调，而是七绝把五律改得拙劣不堪。

观灯：

《水浒传》三写灯节，无论其强调美学价值，还是文化史、民俗史价值，或艺术作用，都是有道理的。

文学作品就是美学作品，就要表现生活中的美，就要对生活中的美进行发掘、选择、加工，艺术地表现出来。《水浒传》在写元宵灯节上，可以说是笔艺绝伦，令人神驰魂往。如清风镇的“小鳌山”：“山石穿双龙戏水，云霞映独鹤朝天。金莲灯，玉梅灯，晃一片玻璃；荷花灯，芙蓉灯，散千团锦绣。银蛾斗彩，双双随绣带香球；雪柳争辉，缕缕拂华幡翠幕。村歌社鼓，花灯影里竞喧阗；织妇蚕奴，画烛光中同赏玩。虽无佳丽风流曲，尽贺丰登大有年。”北京大名府的花灯又别是一番景象：留守司桥边，搭起一座鳌山，上面盘红黄纸龙两条，每片鳞甲上点灯一盏，口喷净水。去州桥河内周围上下点灯；不计其数。铜佛寺前扎起一座鳌山，上面盘青龙一条，周回也有千百盏花灯。翠云楼前也扎起一座鳌山，上面盘着一条白龙，四面点火，不计其数。

这里，有重点、有代表性地描述了三座鳌山：官府门前的鳌山，佛寺前的鳌山和著名酒楼前的鳌山。什么叫“鳌山”？这是宋代的“特产”。将万盏彩灯，扎成一座巨大的鳌形的山，叫做鳌山。鳌山相传是宋徽宗的发明创造，南宋遗民独醒散人的《枕泪痕》说：“道君帝闻瀛洲仙山，形若巨鳌，随命人以花灯为鳌山，道君率后妃宫娥，游乐其中，赋诗云：紫禁烟花一万重，鳌山宫阙隐晴空，玉皇高拱云宵上，人物嬉游陆海中。”谁说徽宗比起前人无所发现、无所发明、无所前进？这就是一项。元宵灯节始于汉代，兴于唐代而盛于宋代。宋徽宗把这一艺术大大地发展了。花灯里面，不光是包含着美学价值、文化史、民俗史价值，还包含着政治学史、领袖学史。宋徽宗为了装点太平，强迫老百姓“家家都要点灯”（《水浒传》第六十六回），并且要各级官衙进行检查落实，“在城坊隅巷陌该管厢官，每日点视”，老百姓“只得装扮社火”。《水浒传》作者让梁山好汉一把火把鳌山烧它个满天通红，闹它个天翻地覆，深有寓意焉！《水浒传》描绘灯节前后达五千多字的篇幅，展示了作者各方面的情况。《水浒传》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今天已无法作确切的考证。

但是，不知其人视其文。一个作家，总是喜欢写他所喜欢、所熟悉的东西。《红楼梦》也写元宵佳节，也写花灯，但作者总往灯谜诗词上扯，于是就可以知道《红楼梦》作者是一个非常喜欢诗词、诗词水平和文学修养极高的知识分子。而《水浒传》作者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写灯节，写与灯节相联系的娱乐技艺，就可以推知《水浒传》作者是一个很熟悉、很喜爱都市艺术的人。他所关心盼是各式各样的灯的制作艺术，没有涉及灯谜、对联、诗词。于此可以推知，他不是一个受过系统诗词教育和熏陶的文人。

三十六计：

计，属于战术。《三十六计》中的“远交近攻”不是计，是战略。计必须保密，而战略则无法保密。研究《水浒传》用计只着眼于战场作战，是很不全面的。战术，有集团作战战术，有单兵作战的个人战术。《水浒传》中在计策方面的创造，主要还是个人用计。高俅陷害林冲、张都监陷害武松、王婆为西门庆出谋划策，勾引潘金莲，害死武大郎等等，都是一连串的阴谋诡计。正面人物方面，石秀捉奸、武松破案、何九叔吐血、武松大闹飞云浦、武松智戏孙二娘、柴进簪花入禁苑、花和尚大闹桃花村、李逵乔捉鬼、吴用智激林冲火并王伦、花荣射箭退众兵，至于吴用智取生辰纲，用计之妙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《水浒传》和《三国演义》的不同就在于，《三国演义》只写大人物的用计斗智，而《水浒传》则表现了小人物的用计斗智，并且证明了小人物的用计斗智超过大人物的文韬武略。

大块吃肉：

凡读过《水浒传》的人都有这样一个感觉：《水浒传》中一提到吃肉，作者尽量避免写吃猪肉。第四十七回杨雄、石秀投奔梁山，山寨“杀牛宰马，且做喜庆筵席”。这儿只说“杀牛宰马”，不说“杀猪宰羊”。：马对于天天打仗的梁山来说是很宝贵的东西，怎么不杀猪羊而杀马呢？《水浒传》中也有几处提到猪肉，但避免吃。一次是鲁提辖要郑屠切肉，切的是猪肉。但那猪肉没吃，而是用来打郑屠的。还有一次是鲁智深倒拔垂柳后，众泼皮“牵了一个猪来请智深”，但没具体写吃。

《水浒传》为什么尽量避免吃猪肉？据猜测，第一，作者可能是个回族人。

第二，《水浒传》写吃喝是为了写人物性格。牛象征着有力气，而猪则象征着笨、蠢、无用。写大块吃牛肉，给人以豪迈的感觉；若是吃猪肉，则给人以饭桶、腻人的感觉。第三，《水浒传》其书萌芽于元代。元代的军队以蒙古人为主体，蒙古人主要是吃牛羊肉，蒙古人的牛肉筵确实跟汉族的猪肉筵不一样。

写梁山好汉那种豪饮大嚼自然应写牛肉筵。第四，牛肉作为下酒物，其色、香、味的确比猪肉强。这四条猜测，以第一条可能性最大。

<二>

第五才子：金圣叹说施耐庵“心闲无事”而作《水浒》，但又说“作者胸中，血泪十斗”。“心闲无事”，“闲愁最苦”，写出诉闲愁之苦也好，发怀才不遇的牢骚也好，这都是“自娱”。金圣叹认为作《水浒传》的施耐庵也像司马迁、王实甫那样是个大作家。

透过《水浒传》对攻城略地，排兵布阵，将士服饰的描写，可以猜想，作者可能有军旅生涯或战场实战的经历。

作者对《水浒传》的妇女观，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评价：一是完全肯定，一是完全否定。

肯定派认为，《水浒传》有两大划时代性的历史功绩，一是使下层劳动人民走上舞台中心，成了历史剧的主角，帝王将相成了配角；二是妇女成了跟男子一样的英勇好汉。

否定派认为，《水浒传》的妇女观是落后的，是封建主义的。

其实，这两种意见都是对的，但只承认一种而否定另一种显然是不正确的。《水浒传》的妇女观确实同时具备着进步和落后两个方面。其妇女观基本上是“传统”的封建主义的，是按封建主义的法律、封建主义的“妇道”规范来要求妇女的。

孝义黑三郎、及时雨、山东呼保义：《水浒传》唯一一个三个绰号的人物。

第一个绰号主要强调他“于家大孝”，“事亲行孝敬”。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，孝是做人的根本。“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为先”，故“求忠臣于孝子之门”。

第二个绰号强调他“蜩人之急，扶人之困”。

第三个绰号强调他是“豪杰”。

三个绰号，分别代表宋江的三个方面：在家，是孝子；在社会，是善人义士；对国家，是忠义之士。

在《水浒传》中，“孝义黑三郎”仅仅在出场介绍时出现过一次，后来在和别人交往时，都只提“及时雨”。凡是口头上提及宋江的，一律称他为“及时雨”，唯有第七十一回石碣上所开列的天罡地煞姓名浑号，却称他为“呼保义”，不称“及时雨”。忠义堂前的两面大旗，也是“山东呼保义”与“河北玉麒麟”对举。这说明，“孝义黑三郎”是“家名”，“及时雨”是“乡名”，“呼保义”是官名。前两个绰号是别人送的，“呼保义”则有自称的成分。“孝义黑三郎”说明宋江在家庭内的关系和对父母的贡献；“及时雨”说明宋江在社会上的关系和对社会的贡献。“呼保义”则说明他与国家和朝廷的关系；自称“呼保义”，说明宋江的志愿，人称“呼保义”，说明他对国家的贡献。

按：周密《癸辛杂识》所录龚圣与《宋江三十六人赞》，大都就各人浑号做文章，其《呼保义宋江》赞云：“不假称王，而呼保义，岂若狂卓，专犯忌讳。”说明宋江不像一些农民起义的领袖那样，动不动就称王，而是自称为保护赵家社稷的“保义郎”。他也不像“狂卓”那样“专犯忌讳”。“狂卓”，山东农民起义领袖卓老大，绰号“卓真龙”。“真龙”就是真命天子，这当然就犯了“忌讳”。

按：元朝无名氏《梁山七虎闹铜台》杂剧第五十五折宋江的上场诗：“安邦护国称保义，替天行道显忠良。一朝圣主招安去，永保华夷万载昌。”这证明保义的职责是“安邦护国”。“保义郎”是个官名，用来封民间的“忠义人”，只给名义，不发俸禄。《宋会要》第一七二册《兵》二：“靖康元年六月一日敕节文，劝募到乡民丁壮忠义社，各使推择为首领，自相团结，若及千人以上，与借授保义郎。”宋江也是被“推择为首领，自相团结”，想“借授保义郎”。

赵宋王朝对农民起义和绿林盗贼进行招安也往往授予“保义郎”名号。

按：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一四：“海贼郑庆、郑广并补保义郎。庆受福建安抚使张致远招安，故有受命。”《宣和遗事·亨集》：“天书一卷……末后一行字写道：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，使呼保义宋江为帅。”这是说老天爷封宋江为“呼保义”，让他率领三十六天罡下凡，“全忠仗义，辅国安民”。

当“保义郎”是宋江梦寐以求的理想。这理想终于实现了。《水浒传》第九十回宋江征辽功成之后，“加宋江为保义郎”。

每当我不知所读的时候，我想起了《水浒传》，

每当我徘徊不定的时候，我想起了《水浒传》，

每当我放弃梦想的时候，我想起了《水浒传》。

确切的说，是我想起了宋江。

“自幼曾攻经史，长成亦有权谋。恰如猛虎卧荒丘，潜伏爪牙忍受。

不幸刺文双颊，那堪配在江州。他年若得报冤仇，血染浔阳江口!”

宋江，胸怀大志。且，不言放弃。

盖江生于田主之家，以一微末小吏，救死扶伤，度人之危；广施财帛，济人之困；胸藏韬略，夙怀忠义；义释天王，发于济州；刺字面颊，流于江州。虽困顿遭迹，备受艰辛，却因时而起，终上梁山。然江大志存心，苟非其时，岂能强其挺秀吐芬；假以天时地利人和，必不致沉埋沟壑中，岂是蛰龙柙虎，为一困作老死计耶！嗟乎，江唯德服人，唯义化众，乃聚一百单八人，共襄事业，替天行道。欲大有为，以震耀于天下，超轶祖宗旧法，垂名竹帛于无穷也。是时，远征大辽，降田虎，破王庆，擒方腊。而后庙堂留名，彪炳青史矣。

初读《水浒传》，惊羡于作者的文采：辞藻华丽的诗词，细腻入微的描写；无异于一场豪华的视觉盛宴。

次读，只觉场面血腥：打打杀杀，杀人放火，行为变态；钩心斗角，尔虞我诈，心理犯罪。

复复拜读，也曾羡慕与向往好汉们的生活：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；大称分金银，快活一世；亦为好汉的遭遇而不平；为奸臣当道，贤路闭塞，小人横行，上皇昏庸而愤恨；为好汉的冤屈或牺牲而惋惜落泪。

再再拜读，方懂那句“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”。无论居庙堂之高，还是处江湖之远，蔡京有蔡京的身不由己，宋江有宋江的身不由己，林冲有林冲的身不由己，段景住有段景住的身不由己。更能体会“人在江湖飘，哪能不挨刀”。

再读，我的内心又回到了原点。此时更多的是欣赏作者的文笔，构思，全书的结构，场面；对于好汉们怎样的死法与结局已变得不那么重要。成也？败也？功过谁予？一切皆由它。

《水浒传》于我，亦如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。无昨日之《水浒传》，固我不成今日之我；无昨日之我，固亦不遇今日之《水浒传》。